与理论上的共识不同，我国立法文本中的不予处罚和免于处罚多是被混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区分。

但是在行政管理关系中，管理者如何真心地让步？最重要的是，被管理者是不是自愿服从行政机关的管理行为，这并不是本质：被管理者服从或者不服从，都不影响行政管理行为效果的发生。针对修订草案审议稿，我提出如下九个方面的建议供参考。

根据修订草案第4条第1款，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其他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法律关系理论主体的概念，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上的称谓问题，而是涉及到法律对人的适用范围的大问题，也就是哪些人可以适用该法，哪些人不可以适用的问题。公民这个概念，不论是依据我国宪法还是依据公认的法理，就是享有一个特定国家国籍的自然人。扩大受案范围需要考虑间接性对民事主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决定或者行为。该条文含义是积极的，有助于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促使行政复议工作法治化。

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国立法的本意也不是这样的。但是将该条文结合第4条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根据修订草案第4条第1款，也就是关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其他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的规定，我们就可以得出行政复议机关原则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结论。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随以日增。

民初共和国基本确立之后，进行了诸多立宪活动并多次召开议会，也产出了多部宪法文本，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20]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留学高潮，如此造就了一大批具备西方思想理论素养的知识精英，一时引领社会潮流，正所谓游学海外，窥破世界进化之公例，著书立说，以唤醒同胞。本诸里以发诸表，本诸实以施诸名，根本既立，枝叶自茂。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家纷纷反省失败原因时，田桐发现，卢梭所讲的共和原理是，自治之精神支撑着共和之政治的根基。

18世纪正是在此意义上称‘有限君主制，也就是说，君主的权力由于法律而受到限制。从历史比较来看，对于共和而言，关键已不在于采取何种统治形式，而在于有限政府的确立。

第四，对于革命来说，暴力很难避免，而且通常是必须的。从历史经验来看，共和国的塑造，除了制度和宪法，还时常以革命来开端。虽然当时制定了临时宪法，但以内阁制否定之前总统制的立宪实践无疑落入自我否定的俗套，且较为粗糙的制定过程对制宪权威的塑造也并无助益，这些都潜在地削弱了本来就需要不断强化的权威基础。参见前引[44]，Ch'ien Tuan-sheng书，第70页。

从理论上说，法国革命者的致命失误，就在于他们不知不觉和不加批判地相信了，权力和法律来自同一源泉，[69]其实，只要政治体的权威真的完整无损，叛乱就很少发动，革命从来就不会成功，[70]反之亦然。[101]1923年，国民党重组试图尝试瑞士的委员会制，也以失败告终。从形式上看，全新开端往往以设定革命历法的方式表示出来，其中处死国王和宣告成立共和国的那一年被定为元年。[67](三)权威与正当性的知识缺位从共和原理以及历史经验来看，民初共和国建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与立宪相交融的权威概念的知识疏漏。

[23]从《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来看，《民报》主张共和、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望国民革命等论点，[24]无疑均取法于西洋。[11]先后参加者，《民报》方面有汪兆铭(精卫)、胡汉民(衍鸿)、陈天华、章炳麟等，《新民丛报》方面为梁启超等。

[35]参见前引[25]，冯天瑜文。另一方面，仅仅基于军事力量上的劣势等因素，南京临时政府便选择了一种通过制宪来向权力妥协的方式，错误地将共和的希望寄托于重新立宪以及袁世凯身上，这不仅体现了对共和与权威关系的知识疏漏，对制宪权威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用。

参见孙中山：《致郑藻如书》、《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弥补自由主义之下不断衰败退化的公民德行。参见前引[9]，郭廷以书，第368页。共和概念中的公民德性对于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进行公共生活等都至关重要。杰斐逊将其提升到比法律更高的地位，赋予新的国内法和旧的道德规范效力的，并不是合理理性，而是一种神启理性，是理性的光芒。其实，革命派对于立宪共和的呐喊与现代革命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交融性，而非系偶然，或者限于立宪派的妥协性。

其次，由于西洋工业革命的捷足先登，西洋科技的领先自不必赘言，而关键在于同处亚洲与中国邻近的日本，在近代欧化之后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坚持排满，是复仇主义、暴动。

是以，宪政共和主义强调的重点为必须赋予公民一些基本权利由宪法加以保障，且不能经由多数任意取消。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

[41]参见《在东京中国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载前引[10]书。[118]参见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梁启超讲演集》，辽宁出版社集团2003年版，第30页以下。

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113]浙江也与此类似，于1921年制定了地方宪法，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地得以执行。而且，法国的经验本身就有内在的致命缺陷。[93]一般认为，其中部分原因是现在没有要与之斗争的旧式国王了，再就是因为自由共和国里参与公益事业优先于公民的私人生活这一古老的观念，已不再对持有更加消极和个人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具有吸引力了。

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还是当代共和主义，都特别重视政治秩序的创建和政治制度的建构。之后，虽然袁世凯费尽心机夺取政权，试图复辟帝制，但是最终未能成功，原因也在于帝制社会已无法为全国人民所容忍。

[8]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7页，第22页，第25页。[34]改良派对此置之度外，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以及对维新改良的执着，大力阐扬英吉利式的革命，即着力进行一种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

《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还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资格，尚不能实行共和，勉强行之必然亡国，因此最宜实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119]这种强调也是共和主义晚近的主流发展方向。

[104]所以，如果一个政府欲在本质上与权利的概念相符合，它就必须拥有代议制度，由此共和才有可能，否则它一定是专制的、暴力的，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今日东西各国所谓君主立宪绝相似。[67]参见前引[44]，Ch'ien Tuan-sheng书，第73页。于是遍览累朝之儒臣奴媚外种者十之八九，是除孔孟之外，凡所谓儒者，皆奴隶之学也。

[58]从美国共和的经验来看，无论如何，宪法之拟定及发展，均蓄意已久、别具深意，那就是要竭尽人之所能，防止多数决策的程序演变为多数统治的选举专制。史学式叙事对事实固然有澄清与启示之效，不过如阿伦特所言，历史学家是故事讲述者，就革命而言，往往侧重于叛乱和解放这一最初的暴力阶段，侧重于反暴政的起义，而轻视略显平静的革命和建构的第二阶段。

现政府无改良可能，惟有将其推翻，所以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44]比较来看，英国也颇为类似。

但国民党除统一共和派之外，均主张先定宪法。[25]两者实不可同日而语。